车浩教授、劳东燕教授等在最高检挂职一年后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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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学思践悟交流会

——张军与三位最高检

挂职专家座谈

对于奋斗者而言，时间尤显短暂而易逝。

一年前的夏天，北京大学教授车浩、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航天科工集团二院资产运营总工程师袁茵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就把与三位专家见面变成了谈心，真诚希望他们把挂职当“入职”，共同推动法治建设和检察工作。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与三位最高检挂职专家座谈。

转眼一年过去。经过一年的“深度融入”，专家们有哪些体会收获？从“第三方”到身处其中的“检察人”，他们对检察工作的感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检察工作还有哪些意见建议？近日，张军与三位专家再相聚“谈心”，共话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实现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

北京大学教授车浩、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航天科工集团二院资产运营总工程师袁茵先后发言。

讲政治与抓业务融合：专业性越强的业务工作，政治的内涵越深！ 

“讲政治！”谈及对检察工作的印象，挂任最高检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袁茵脱口而出。袁茵说，在最高检挂职期间，她感受到身边的党员、工作人员政治意识强，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从你的直观感受看，这个讲政治是口头上的还是融入具体检察工作中的？” 对于袁茵的“严厉表扬”，张军没有“照单全收”，而是发起了“现场调研”。

“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大家时时刻刻有一条线，从政治上看检察工作、检察信息技术工作，落到具体工作中。”袁茵举例说，“三个规定”填报登记，不仅身边的检察人员都能够自觉做到，就连她这个“挂职人员”，也被要求，自觉做到了。这与长期以来最高检“讲政治”的严格要求和良好氛围分不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张军说，作为最高检察机关，讲政治是实实在在的，就得在讲政治上为全国检察机关“打个样”，真正心怀“国之大者”，坚持从大局看问题、从长远看问题、从战略上看问题，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执政政治基础、为人民司法落到具体检察工作中。

“‘墙上主义’‘纸上主义’的‘讲政治’令人反感，本身就是不讲政治！专业性越强的业务工作，政治的内涵越深！检察机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要融入具体检察工作中！”交流中，张军的要求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挂任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副厅长的车浩提及这样一个事例—— 第一检察厅建立了一个厅领导参与的微信群，第一时间关注热点、敏感案事件，注重从网络渠道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关注老百姓对检察办案的评价。车浩记得，有时候已是深夜，大家还在群里热烈讨论办案和舆情引导工作。这些“检察同仁”的担当精神，让他十分感动。

“这就是‘讲政治’，检察官绝不能只低头办案！这样的微信群应该推广！”听到车浩提到的这一事例，张军插话，要求在场的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切实做一了解，督促最高检各业务部门都要这样做，及时掌握有关情况，回应社会关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司法为民与检察办案融合：不能让人民群众“倒逼”我们追寻公平正义，检察履职应当主动、积极引领！

来最高检挂职之前，车浩曾在基层检察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以为最高检机关会相对清闲，“毕竟不是基层一线办案部门”。但挂职一年后，在他的印象中，第一检察厅常常是这样的场景：各种案件材料摆在案头，各位同事时常处在忙碌紧张状态当中，晚上各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大家匆匆在食堂吃完晚餐“撸起袖子加油干”。让车浩更加感慨的是，虽然忙碌，但大家“精气神”非常饱满——作风过硬、能打硬仗，有情怀也有担当。  

谈及和厅里的同事讨论案件的情形，车浩记忆犹新——他们有时候长吁短叹，有时候眉头紧锁，有时候长舒一口气。这样看似平凡的举动和细节，让车浩感受到检察官办案时“烟火气”很足，“代入感”很强——“大家确实是在把检察当事业来干，把案件当成百姓的人生来办，对案中人的命运有着真切的关注！”

在挂任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劳东燕看来，很多时候民众对司法办案有意见，不一定是司法不公所造成，而是处理举措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办案，但没有解决民众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民众往往更关注结果的实质正义，这样的正义观与讲究形式逻辑的法律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紧张。近年来，检察机关注意到中国文化中这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朴素正义观，并在司法办案中予以回应——比如，积极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这样的举措也给了她启示——学者在研究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时，要考虑到相应的方案不是落在抽象的社会中，而是在具体的制度与文化语境中运行；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诉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中国司法体制运作的特性，考虑是否合乎中国的国情，是否真正符合民众的需要。

通过对近年来检察办案的观察，劳东燕谈了另一个启示：思考具体问题时要有顶层设计的思维，要学会从全局的角度来判断大方向是否正确。在她看来，检察机关推行捕诉一体、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就是在新时代从全局出发，以顶层设计思维推出的具体举措。劳东燕举例说，学界中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刑事办案中无罪判决率与过去相比，变得更低了，这表明案件质量、公正性上也有所降低。这样简单的比较，可能是较为片面的。要看到司法实践中，不捕不诉案件相较以往大大增加，如果加上增加的不捕不诉案件，无罪的案件相较以往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其中，就与检察机关推行捕诉一体，在侦查环节就加大法律监督力度有关，也与检察机关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政策有关。

在劳东燕看来，捕诉一体是检察机关落实宪法和刑诉法关于刑事办案中相互制约的一个最有效的举措。“从顶层架构来看，能够迅速判断，捕诉一体的大方向是对的，如果在运行操作中遇到问题，就针对性地解决相应的具体问题。”

检察办案让劳东燕感受最深的是——“眼下我们的刑事诉讼体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与认罪认罚从宽、捕诉一体、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等密切相关。”劳东燕认为，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先前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结构，审查逮捕与起诉环节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也意味着需要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进行重新理解。特别是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以审判为中心，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审判阶段应该着重审查认罪认罚是否具有自愿性以及基本事实与证据的确凿性等。在这种模式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辩护人形成了一个诉前三角结构，检察机关承担主导责任，而辩护律师也面临积极适应刑事诉讼结构变化的需要，要考虑将辩护工作的重心从审判阶段提前到审查逮捕、起诉阶段，不能认为没有庭上控辩针锋相对的“精彩表现”，律师就无法发挥作用了。

“您从诉讼法修改完善促进司法办案理念的变化，来审视检察官、辩护人的履职方式的变化，辩证看待重新审视公、检、法、律在刑事诉讼结构变化过程中大有不同的角色定位，非常有意义！”张军回应说，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以审判为中心本质是以庭审为中心，以庭审为中心的本质是以证据为中心。检察机关承担着指控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主动把法律监督的关口前移，与公安、法院、律师等各方协同努力，共同提高办案质量、效率、效果，取得了明显成效。

落实“一号检察建议”，激活沉睡的正当防卫条款，自诉“转”公诉，推进检察公开听证……交流中，几位专家对近年来检察机关推行的一系列司法为民的务实举措点赞。

张军感谢大家的肯定和鼓励，同时坦言，许多检察工作还都是被人民群众推着走，倒逼着做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距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要求还差得远！检察机关以人民为中心、为民司法，绝不能总是让人民群众“倒逼”着追寻公平正义，应该是更加主动履职、积极引领！为此，他请专家们帮助找差距、补短板。

“要防止内部考评机制的异化！”劳东燕建议，在量化考核过程中，要像防止学生刷学分一样防止一些检察机关刷数据，不真正关注案件质量，而是为排名而追求数据的好看。劳东燕提出，“为防止盲目攀比，一些考核在达到一定标准后，就不应再搞排名！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

“这个提醒非常及时！最高检党组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回应劳东燕的建议时，张军提到了最高检工作报告里的一组数据：全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接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

张军解释说，之所以用“超过”“接近”等字眼，不是不掌握具体的数据，就是在总体已“达标”的基础上，防止引发攀比。不止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防止简单以数量论英雄，最高检正在全面梳理办案指标，明确要求从科学管理的目标出发，设定合理的指标区间，以科学检务管理防止不切实际的攀比甚至层层加码、弄虚作假，引导促进检察机关把精力放在追求质量更高、效果更好上。

“以合理的‘指标’引领一些重点检察工作先‘做起来’，‘做起来’之后就不再追求‘量的增长’，而是注重‘质的提升’！”张军向大家介绍最高检“下指标”的缘由。

“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80%以上高不高？是不是60%至70%更为合适？”对于劳东燕的担忧，张军给出解释——检察机关提出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的目标，是基于司法实践中“两个80%”数据支撑：判处轻缓刑案件比例占总体刑事案件的80%左右；80%以上的刑事案件一审后服判不再上诉。

“检察信息化不能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关键是要把数据打通，使大数据真正应用于办案中！”对袁茵提出的这个建议，张军深以为然，并请袁茵进行“技术和方略指导”——“浙江绍兴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发现海量法律监督线索，在防治虚假诉讼、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效果突出，您是专家，以您的经验、思考，怎样更好地把绍兴经验推向全国检察机关？”

“到最高检来挂职后，朋友们见面问起，很多人不知道检察院的职能，不知道我挂职具体能做些什么。”袁茵提起自己遭遇的“尴尬”，建议加大检察宣传工作力度，让人民群众更加了解、支持检察工作。

张军坦言，自己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每逢此时，自己就充当普法宣传员，给“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打广告”。“不仅仅是要加大检察宣传力度，更要办好人民群众身边的‘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检察履职公平正义的效果，就是最好的宣传！”张军的回应获得大家高度认可。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共同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好，携手培养社会主义法治人才

“只有将自己的所学积极用于实践，为实务提供理论武器和解决方案，才能丰富学术使命，承担起学者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到最高检挂职是将自己的所学回报社会的一个难得机会，会让我的人生经历更加完整，我会非常珍惜！” 一年前，车浩到最高检挂职时，表达了这样的心愿。一年后，深度参与了最高检一厅的许多重要工作之后，车浩表示收获满满，多有“得偿所愿”的感慨。

“挂职经历对我来讲难能可贵，终身受益。”劳东燕表示，这次挂职让她意识到，理论与实务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而不是相互远观、相互轻视，彼此借不上力！实务界处在第一线，对新问题反应敏捷；理论界则善于整体性的考虑，从大的方向和基本立场去考虑具体问题。同时，她也意识到，法律人有时也要跳出“法律思维”来看待法律问题，因为任何法律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总体上看，法律应当在整体的社会系统中来发挥它的功能。”

针对专家如何更有效参与司法检察实践，挂职的专家们建议，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要向专家学者“开放”更多的信息。参与专项工作或者重要的司法解释文件、指导意见制定时，应有同一批专家全程深度参与。“如果请专家只参与其中一个‘评审’环节，因为信息不充分，就很难了解实务需求，提出的意见建议可能就不在关键点上。”

“通过这场座谈，使我们更加感受到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实务的融合非常重要！”作为这场座谈会的主持人，张军在“小结陈词”时也表示收获满满。

“我们邀请大家来挂职，不单单只是为借助你们的智慧做好检察工作，也是想以你们为桥梁，通过你们的亲身体验，共同的学思践悟，感受感知司法工作、检察工作是怎样体现、落实党的绝对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感受感知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司法检察实践中的伟力，感受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检察制度的巨大优势，在教学中、研究中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检察故事，携手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法治人才，助力全面依法治国！”张军向专家们坦言最高检邀请专家挂职的又一初衷，并向他们提出“课题”建议——“不妨就以‘我在最高检这一年’为题开设讲座，相信同学们会很感兴趣的！”  

“不但可以讲，还可以写成专题文章！”对于张军的提议，专家们热烈响应。

“虽然不在最高检‘挂名’了，但是沟通交流还会继续！”座谈中，车浩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表示将继续促进学界与实务界、检察机关的合作。

“对嘛，双赢多赢共赢！”听说车浩“张罗”的学术论坛“风生水起”，张军“表态”：以后这种学术活动，最高检也可以派员参加！给理论界带去第一手的实践资源，带回理论界的理念、智慧。

“祝老师们、专家们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回，我们欢送！”临别之际，张军请即将返回学校的车浩、劳东燕“常回家看看”，对继续留在最高检挂职的袁茵表示热忱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

最高检政治部负责人参加座谈。

作者：邱春艳

图片：程丁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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